另类大师辜鸿铭:闻了女人臭脚才写出世界名著


原创 2017-09-01 最文化的中国微刊 国馆

这是国馆 大师堂 的第 14篇文章
文 丨 国馆


近代中国大师,没有谁比他更符合“怪”字。但提到他,人们只喜欢谈论他对小脚的嗜好,他娶日本人为妾,他的辫子和怪异的性格,却忽视了他真正厉害、精彩的地方。
他是“怪杰”辜鸿铭,他一以贯之的“怪”,背后是有骨气的坚持,坚持到近乎顽固。出生在南洋槟榔屿的他,被林语堂评价为“带着蛮子骨气”,任世间指点唾骂,他自岿然不动。
听完他的故事,你就会知道,为什么世间再无辜鸿铭。
——国馆君按
全文约7600字,阅读大约需要 15分钟。品读民国第一怪咖大师。


别人不剪辫他先剪,别人剪了辫他却留,怪哉!

辜鸿铭出生在南洋槟榔屿,也就是现在的马来西亚槟城。

家乡虽在南洋,但辜家仍然是个传统的中式家庭,辜鸿铭少年就离家出国,早在国外就剪了辫子、穿上西服。

结果回到家乡,辜氏族人一看,这还得了!当即召开宗族大会,要治他剪辫易服、变成“洋鬼子”的罪。

族中长辈呵斥他:“你这是离经叛道、有辱家风!赶紧留起你的辫子!”

辜鸿铭却直直地站着,扬起头,一脸不服:“现在南洋的中国人,还有多少留着辫子?我怎么就有辱家风了?在国外,那些洋人都笑我留着猪尾巴!”

辜鸿铭坚持不留辫,族人也拿他没办法。再加上他还在英国的殖民机构里找了份不错的差事,族人也就由他去了。


(少年时期的辜鸿铭)

辜鸿铭在外国留学时,经常因为中国人的身份受尽嘲笑,傲气的他想:中国人可比你们番鬼高贵得多!可他却从来没接受过正统的中式教育,更不知道纯正的中国人应该是什么样子的。

直到在新加坡,辜鸿铭拜访了当时著名的语言学家,精通中西文字的马建忠。两人一见如故,一聊就是三天三夜。

马建忠的儒生君子之风,他一口典雅的中文谈吐和一手漂亮的毛笔字,向辜鸿铭展示了一个中国读书人的典范。

马建忠临走前,郑重地对辜鸿铭说道:“辜君欲成为一名真中国人,便不能在偏居南洋一隅,而要到中国去。中国需要辜君这样的人才!”

一席话听得辜鸿铭热血澎湃。他当即向族人表示,他要留起辫子了!

还没等大家高兴完,他又宣布了另外一个决定:辞掉薪酬丰厚的工作,到中国去闯荡!



(青年时期的辜鸿铭)

辜鸿铭不顾阻拦,毅然登船前往并不遥远的祖国。

这就是辜鸿铭骨子里的硬气,我自己要剪辫,谁也别想让我留;我自己要留辫,谁也别想让我剪!

这条辫子一留就留了一辈子。到了民国建立,全国人民都剪掉了辫子,辜鸿铭依然留着。

对他来说,这是他坚持中国人身份的象征。他曾经在国外因为这条辫子,因为中国人的身份被人嘲笑过,这种刻苦铭心的经历会让他记住一辈子。

辫子也在这个过程中被神圣化了。正如他自己所说:“辫子象征着我是中国的最后一个代表。”

怪吗?当然不怪,他表面上留的是辫子,心底里存的是中国。


(辜鸿铭书法)




人人都说要西化,精通西学的他却为中国文化辩护,怪哉!

在举国崇拜西方、倡导西化的年代,辜鸿铭有许多在当时极为罕见的怪谈。

比如他说,欧洲之所以有战争,是因为英国人的“流氓崇拜”和德国人的“武力崇拜”;

他说,民主是不合理的制度,还调侃民主的英文单词不应该是democracy,而应该是demon-crazy(魔鬼-疯狂);

他说不仅西方文化不如中国文化,甚至西方人也不如中国人——他在名著《中国人的精神》中写道:“美国人博大、淳朴,但不深沉;英国人深沉、淳朴,但不博大,德国人深沉、博大,却不淳朴。只有中国人,博大、淳朴、深沉,还非常灵敏。”

这些话听起来像是一个无知的顽固分子所说,可偏偏说出这些话的那个人,精通英文、法文、德文,还有极少有人能懂的古希腊文、拉丁文,在爱丁堡大学拿了文学硕士,在柏林大学拿了哲学博士,讲起西学,他在当时的中国绝对首屈一指。



有一次他和一群外国人一起吃饭,有个人问他:“您推崇孔子,可请问孔子的思想对当下有什么用呢?”

辜鸿铭笑道:“我们吃饭前客客气气地互相揖让,不就是孔子之道吗?如果不用孔子之道,那我们岂不是要争斗一番,甚至头破血流之后才能入座?”

一番话引得满座喝彩。


1898年,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来到中国,辜鸿铭跟随张之洞见到了这位率领日本学习西方的名人。

伊藤博文讽刺地问辜鸿铭:“阁下精通西学,难道不知道孔子早就在中国和世界过时了吗?”

辜鸿铭不卑不亢,缓缓答道:“孔子之道,犹如三三得九,两千年前是三三得九,如今也不会变。不过,鄙人倒是听说当今的数学已经改良了,如果中国借了日本的钱,就是三三得七,等到中国还钱,又变成三三得十一了!”

这种对日本欺诈的暗讽,让伊藤博文为之语塞。

辜鸿铭还曾写过一本评点西方汉学家的书,运用自己精深的中学、西学知识,把汉学家们逐一批评,认为西方人研究中国根本研究不好。


除了讽刺西方人,辜鸿铭还讽刺那些不懂装懂、盲目学习西方的人。

他很喜欢讲一个小故事,说有位外交官的随员跟着上司一起出国,在火车上,这位随员拿着一份英文报纸看得聚精会神。

有人问他在看什么文章看得这么入神,那名随员回答道:“我不懂英文。”

“不懂英文那为什么不看翻译?”

“那些翻译家的文字我也看不懂,反正横竖都是看不懂,还不如直接看原文。”

辜鸿铭老在各种场合讲这个段子,嘲讽翻译西方作品的人。而精通外语的他并不翻译西方的作品,反而把中国经典《论语》和《中庸》翻译成外语,推向世界。



辜鸿铭在中国被视为怪人,在西方却被视为神人。

那个时代的西方人习惯认为中国是不文明、未开化的民族,没有融入西方“文明世界”。

可现在却出来这么一位学者,用着典雅纯正的西方文字,打了西方人一个大耳光:你们大错特错!中国人的文明实际上比西方更为发达!

凭着他学贯中西的功力,写出来的书自然让人叹为观止。林语堂说:“对于西方人,他的作品像是充满硬毛的豪猪。但他有深度及卓识。”如此,当然要被奉为神人了。

辜鸿铭逆西化的潮流而行,确实怪异,可是却不是为了怪异而标新立异。

这是深具远见卓识的又极具分量的辩护。他看到了一味学习西方背后,中国文化面临的危机,因此他大声疾呼。

正如一位学者评价他:“我想,如果说这位怪人还有些贡献,他的最大贡献就在于,在举世都奔向力和利的时候,他肯站在旁边喊:危险!危险!”

可在灾难降临之前,成为一位先知预示未来,别人只会认为他又怪又疯。

怪吗?当然不怪,这是先知辜鸿铭的不幸。


逼洋人给他点烟,送英国文豪妓女诗,怪哉!

辜鸿铭生活的晚清民初,外国人在中国威风得很,许多人见到这些“文明人”都要礼让三分甚至敬而远之。

唯独辜鸿铭不敬畏,不但不敬畏,还以欺负他们为乐。

有一次辜鸿铭在真光电影院看电影,刚好前排坐着个光头的苏格兰人。

辜鸿铭掏出一根一尺多长的大烟斗,填上烟草,手指轻轻敲了敲前排苏格兰人的光头,用英语说了一句:“请帮我点着它。”

苏格兰人很不愉快,但一听他纯正的英文口音,回头一看辜鸿铭的威严神态,觉得这人不好惹,只好掏出火柴,战战兢兢地给辜鸿铭点烟。

有一次辜鸿铭在德国坐火车,随手拿起一张德文报纸,故意把报纸倒过来,想捉弄一下旁人。

果然,有两个人在旁边窃窃私语:“瞧这个傻子!不懂德语还偏要装样子!”

“不懂德语”的辜鸿铭当即用纯正地道的德语回击道:“贵国的文字太简单了,倒着读是为了提高难度。”



英国的大文豪毛姆,在1920年曾游历中国,因为听人介绍说“可以不看紫禁城,必须见到辜鸿铭”,因此特意安排了去重庆的行程,为的就是见一见这位神秘的哲学家。

换做别人,能和这样一位文豪有所接触,肯定求之不得,想想,如果能被他写进自己的书里,那也是件流芳百世的美事。

可辜鸿铭却让毛姆人还没见到,先碰一鼻子灰。

原来,毛姆寄住在当地的一户人家,这家主人写了一封信给辜鸿铭,邀请他来见面。结果几天过去了,没有任何回音。

毛姆只好自己亲笔写了一封信,用他自己的话来说,“用上了能找到的最谦卑的话语”,问辜鸿铭是否允许自己上门拜访,才终于得到允许。

见到面,辜鸿铭的第一句话是:“您能来见我,我真是三生有幸。贵国人总是认为中国人只有两种,要么是苦力,要么是买办。随便召唤我们,我们也要随叫随到。”

一句话把大文豪呛得满脸通红。

两人聊了几个小时,话别之际,辜鸿铭问:“我应该送你些纪念品,可是一时间手头没有适合的。”

毛姆说:“您是否介意送我一幅您的书法作品?”

辜鸿铭哈哈大笑,展纸挥毫,写了两首诗。毛姆不懂中文,可辜鸿铭却不肯告诉他是什么意思。

回国之后,毛姆找人翻译,结果发现是两首写给妓女的露骨情诗。辜鸿铭的“怪”,毛姆算是领教到了。



凡此种种,都出自一颗爱搞恶作剧却情感真挚的心。被洋人欺负过嘲笑过,他只是以眼还眼、以牙还牙。

更何况,他凭借的是自己的努力和实力,来证明中国人能够具有高超的智慧和优越的地位。

怪吗?当然不怪,这是从他高深智慧中流露出的幽默感,令人发笑又发人深省。




恋爱自由成了时髦,他却娶妾还痴迷小脚,怪哉!

辜鸿铭对“三寸金莲”的迷恋是出了名的。

他娶的正室淑姑,就是一名缠小脚的妇人。辜鸿铭对妻子的双脚迷恋极深,据说当他写文章没有灵感的时候,就会呼唤淑姑到书房,解开层层裹脚布,将她的双脚捧在胸前,细细嗅闻,自然文思泉涌,文章也一挥而就。

辜鸿铭称此为“嗅佛手”,还十分得意,经常宣扬。

他将女人小脚的气味比为“臭豆腐味”,虽然闻起来臭,但是酷爱之人则相当过瘾。

辜鸿铭还有一条“小脚七字诀”,要符合“瘦、小、尖、弯、香、软、正”七个条件,才能称为一双真正的“金莲”。



在恋爱婚姻自由的年代,辜鸿铭却还是一夫多妻制的忠实拥趸。

他还有自己的一套怪论可以自圆其说:“从计生学的角度来说,人每生100个男孩就要同时生105个女孩,阴盛阳衰的现实很难改变,既如此,不实行一夫多妻,要那些多出来的女孩怎么办呢?”

有人曾经问他:您倡导一夫多妻,那一妻多夫可不可行?

辜鸿铭随手拿起喝茶的茶杯,问道:“夫好比茶壶,妻妾好比茶杯。从来只有一把茶壶配几个茶杯,阁下见过一个茶杯配几把茶壶的吗?”

有一次,一名德国贵妇人刁难辜鸿铭:“一夫多妻是落后野蛮的习俗,欧洲早就已经摒弃了。”

辜鸿铭反唇相讥:“中国男人如果觉得婚姻生活不能满足,就会再娶,而不是出去鬼混。德国男人则不然,他们会到外面找情妇,勾引有夫之妇。如果说中国的娶妾是野蛮,那么贵国的通奸习俗呢?”

一番话说得贵妇哑口无言。


辜鸿铭不但口头提倡娶妾,还身体力行,娶了名日本女子吉田贞子当小妾。

他称淑姑为“兴奋剂”,离开淑姑就没有了写文章的灵感文思;又称贞子为“镇静剂”,晚上不和贞子同床共枕就睡不着觉。

有一次他因为惹恼了贞子,贞子把自己锁在房间里不肯让辜鸿铭进门。失去了“镇静剂”,辜鸿铭三天睡不着觉,茶饭不思。

好话说尽,贞子依然不消气。辜鸿铭想了一个主意,找了一根钓竿,偷偷来到贞子窗外,捅破窗户纸,把钓竿伸了进去,居然开始钓贞子最喜爱的一缸金鱼!

见到此情此景,贞子也是哭笑不得,只好开门让辜鸿铭进来。

辜鸿铭得意地说:“我钓的不是金鱼,而是娘子!”

辜鸿铭的言论放到现在来看,还是不得不承认:变态!

这位接受了西方最好教育的海归博士,又是中国文化的坚定拥护者,种种怪异矛盾最终让他以一种极端的方式,维护中国传统士大夫的变态嗜好,也算是事出有因。

许多恋足癖不敢启齿,他反倒坦坦荡荡,不虚伪地迎合自己不赞成的审美标准,也不逾越不该跨的道德底线。

他的妻子小脚或否,都是他的家事。你可以说辜鸿铭变态,却不能指责他肮脏,因为他只在自己的生活、自己的家庭中用自己的标准。

比起那些追求时髦和自由,却抛弃发妻、私生活糜烂的年轻人,老变态辜鸿铭反倒显得更坦诚、更专一。

怪吗?也不怪,他只是看不惯虚伪小清新,干脆承认重口味。


赞成帝制,却和袁世凯过不去,怪哉!

1907年,袁世凯和张之洞一起入军机处,袁世凯对人说:“张中堂是讲学问的,我是不讲学问的,我只讲办事。”

有人把这话转告给辜鸿铭,辜鸿铭一声冷笑:“哼,那要看办的是什么事,如老妈子倒马桶,当然不用讲学问。我不知道天下除了倒马桶之外,还有什么事不用讲学问。”

作为中国文化的辩护者,辜鸿铭自然赞成帝制,可他却偏偏和想当皇帝的袁世凯过不去。

早在清朝灭亡前,辜鸿铭就很看不起那时候权倾朝野的袁世凯。


曾有一名外国人跟辜鸿铭说,有些外国人来到中国,看到食物价格便宜,就放开肚皮猛吃,吃得大腹便便,这种人是贱种。

辜鸿铭回答说:“那我看,我们的袁世凯大人也是个贱种,甲午之前,他本是乡里的一个一文不名的无赖,后来发了横财,也放开肚皮猛吃,就成了现在大腹便便的样子。”

1916年,袁世凯宣布复辟帝制。辜鸿铭大怒,消息放出的那天,他在北大上课,整整一节课没有讲其他,都在痛骂袁世凯。

北大的同学都在流传一个说法:千万不要在辜鸿铭面前提及袁世凯,不然他会立刻开骂,上课就骂到下课,在吃饭就骂到宴席散去。

不仅私底下骂,辜鸿铭还用英文写文章刊登在国际报刊上,使袁世凯的国际形象受损严重。袁世凯曾经派人花钱收买,辜鸿铭那时候正穷困,却毫不犹豫地拒绝。

对他来说,穷死饿死也要守住气节,决不能和袁世凯这种小人同流合污!

袁世凯去世时,政府发布命令,全国哀悼,三天之内不许进行任何娱乐活动。

但当天辜鸿铭就在自己家中大宴宾客,通宵饮酒狂欢,庆祝袁氏之死。


(袁世凯)

在袁世凯大权在握时,敢骂袁世凯的人很少,辜鸿铭是其中一个;

敢骂袁世凯的人中,大部分反对帝制、赞成共和,赞成帝制的极为罕见,辜鸿铭恐怕是唯一的一个。

不亦怪乎?

辜鸿铭曾经公开说,中国只剩下两个好人。一个是蔡元培,另一个是他自己。

有人问他原因,他说:

“蔡先生还在清朝的时候就考中科举点了翰林,人家没去,干革命去了,这么多年过去依然是个革命党。而我辜某,当过清朝的官,以前坚持保皇,这么多年以来也没有变过。你看这天下还有其他人做得到么?”

他敬畏的是坚持、坦率、不虚伪,因此即使蔡元培政治立场和他相反,也能因为不虚伪而得到他的敬重。

他自己保皇也要保得坦坦荡荡,言行一致,一辈子固守于此。

怪吗?不怪,这是“虽千万人吾往矣”的气节,任你嬉笑怒骂,管他暗箭明枪。


(辜鸿铭-电影剧照)


混官场没混成老油条,反倒成骂人高手,怪哉!

辜鸿铭在张之洞府中担任幕僚多年,却没有因此变得圆滑世故。他有着自己的傲气,不是“粉身碎骨浑不怕,要留清白在人间”的傲气,而是带点坏劲的、顽皮的傲气,就像他捉弄洋人一样。

他卖选票的故事就特别具有这种风格。

民国初年,由于议会制度的缺陷,当国会议员经常能收到贿赂,因此是个肥差,也有许多人挤破脑袋想当上议员。

议员是民众投票选举,当然不是所有人都能选,而要有大学以上文凭。辜鸿铭自然有。

(辜鸿铭著作)

于是有一名政客来找辜鸿铭,想贿赂他投票。

辜鸿铭开口说道:“四百元一张票。”

那人皱了皱眉:“辜先生,外面行情可都是两百一张呢。”

“废什么话!我辜某人的票能和外面的票一样么!”

那人一想,辜鸿铭毕竟有点声望,能影响别人,四百就四百吧,于是给了票子,还千叮咛万嘱咐:“辜先生,投票日可千万别忘了到场投票啊!”

拿到钱,辜鸿铭上了趟妓院,全部花掉了。到了投票日,他也没去投票。

那名政客岂肯善罢甘休,找上门来,大骂辜鸿铭没有信义。

辜鸿铭抄起一根棍子,指着政客骂道:“你瞎了眼睛,敢拿钱来买我!你也配讲信义!你给我滚出去,从此不要再上我家门!”

那政客一看辜鸿铭动了真格,也只好灰溜溜离去。

这种典型的辜氏傲气,令人忍俊不禁又不得不拍案叫绝。


  (1924年泰戈尔访北京时与辜鸿铭(右二)、徐志摩(左二)等人合影)

晚年的辜鸿铭穷困潦倒,曾经想去找东北的军阀张作霖谋一份差事。

结果到了府上,递上名帖,张作霖一副将军派头,坐在太师椅上问辜鸿铭:

“你能做什么事?”

听到这种口吻,辜鸿铭怒从心生,心想:这叫什么话!于是拂袖而去。

之后,他逢人便说:“他张作霖是什么东西,一个马匪而已!他根本不懂政治为何物!”

除了辜氏傲气,还有辜氏骂人。有人称他为“第一骂人高手”。他骂人的特点是:不分场合、不分对象,不管谁惹恼了他,他当场就能开骂。

有一年慈禧大寿,张之洞在湖北的官府里举行宴会,提议大家做寿联,遥祝太后万寿。辜鸿铭看不惯这种谄媚的场子,轮到他做祝寿诗时,他竟然站起来就念道:“太后万年,百姓花钱;万寿无疆,百姓遭殃。”

这种大逆不道的言论一下子镇住全场。张之洞赶紧出来打圆场,才把这件事糊弄过去。

辜鸿铭有一次赴饭局,席中坐着两位法国人。刚好那段时间,巴黎大学给民国大总统徐世昌颁发了一个文学荣誉博士,这下辜鸿铭可要拿这个开涮了。

饭吃了一半,辜鸿铭突然大声说:“诸位先生请不要见怪,我要说你们法国人真有点不害羞,怎么把一个荣誉博士送给了徐世昌这样的人!某先生,您还在报纸上登出一幅他的照片,拍了他的书桌上满满的一摞书,题为‘徐大总统著书之图’,啧啧啧!”

两名法国人涨红了脸,一言不发。

辜鸿铭接着说道:“我老辜向来佩服贵国——La belle France(美丽的法兰西)!现在可真羞煞人了!你们要是送我老辜一个博士学位还说得过去,竟然送给了徐世昌!啧啧啧!”

一位法国客人实在忍不住了:“辜先生,徐总统为中法文化交流也是有贡献的……”

辜鸿铭一声冷笑,打断了他的话:“先生,往年我老辜得意之时,您来看我,我说一句话,您就要掏出铅笔和本子记下来的,现在我倒了霉,您倒是连门都不上了!”

搞得大家只好把他们分开到不同的餐桌,以免矛盾升级。

辜鸿铭确实喜欢骂徐世昌,徐世昌曾经建立了一个“四存学会”,要振兴传统文化。

结果名字被辜鸿铭拿来开涮:“徐大总统的‘四存学会’名字起得好啊,‘四存’就是‘存四’,刚好可以对‘忘八(蛋)’。”

在一次有许多官员参加的集会上,有位外国记者采访辜鸿铭:“您认为当下中国混乱的政局应该如何收拾?”

辜鸿铭说:“很简单,把在座这些大人们都拉出去枪毙即可。”

辜鸿铭在官场混迹多年,本应该成为老油条。官场老油条一般说话不动声色、谨小慎微,生怕祸从口出。

可他辜鸿铭却反倒喜欢痛快骂人、毫无顾忌,生怕骂得不够刺耳,对方听了不够难受似的。真是太可怪了!

辜鸿铭骂人,都不是一般的骂人话。背后往往有着极深的内涵,却在怒骂时寄托其中。

他看世界的丑恶看得太多了,却从来不肯低下头去妥协,以至于强硬的姿态被人说成怪异;而他的劝世良言又有谁愿意听?只好化作骂人话。

怪吗?当然不怪,这是对中国最隐晦曲折的关怀,以刚强不屈到顽固的外表显现出来。


(电影剧照)

在北大教书时,面对学生们对他头上辫子的质疑,辜鸿铭说出了那句经典的辜氏风格名言:

“我的辫子站在头上,诸君的辫子却长在心中;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,诸君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。”

这句看似俏皮的话,实际上揭穿了一个重要的事实:

那些自以为先进的、学习西方的人,根本不懂得何为西方、何为中国,却总是邯郸学步,学不好西方,还把中国给丢了。

被中国传统束缚,和被西方的所谓“先进”束缚,本质上又有什么不同呢?

一直到今天也依然有些崇洋媚外的人,觉得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,而我们也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,一步步地丢掉了中国传统的一些宝贵的东西,剪掉了中国的辫子,却留起了西方的辫子。

可我们却再也没有一位辜鸿铭,用怪异而刺耳的骂人话警告我们:不要忘了自己是中国人!

怪杰辜鸿铭和他的怪,也早已化为历史的一道光,和同时代的光芒相比,他更加尖锐刺眼,照亮了古老的东方。


本期编辑:庄帆  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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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布日期:2017-09-01 10:03  所属分类:电影配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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